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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考古看夏商周早期国家治理中的乐礼

作者：谢乃和李韶华（分别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讲师）

图1

图2

乐是夏商周早期国家实现礼治天下的重要手段。关于三代国家治理中的乐礼渊源演进关系向来有“损益论”和“变革论”两种对垒性学术观点，尤其自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殷周文化剧变说后，以“周乐戒商”为代表的夏商周乐文化变革论愈加流行。从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等多重资料来看，三代乐礼无论在乐制、乐仪还是乐义层面都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损益式特征，而集三代大成的周代乐礼就是在扬弃前代特别是晚商乐礼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从最能直观反映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金石乐器这一音乐考古视角考察夏商周乐礼的演进，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乐在三代早期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功能，也可借此透视礼乐文化在三代之际的独特演进路径。

同民心而出治道：夏商周乐礼根本功能是乐以资治

乐以治国是三代之乐一以贯之的根本功能。《吕氏春秋·古乐》云：“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乐实现其国家治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纳乐于礼，以乐礼的形式参与三代国家政典运行。传世文献记载，早在五帝时期乐已成为上以祭祀、次以理政、下以治民的重要施政方式。《尚书·皋陶谟》记载帝舜摄位之时“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夔以乐德教胄子，命禹用“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乐在早期公共事务治理中已起到平准度量衡、教育贵族子弟、讽谏进言等重要作用。《左传》引《夏书》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九歌和善德、威刑一样皆是夏代君主行善政之道的必要方式。商人政教体系中乐礼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及至周代，周公制礼作乐，乐不仅成为典礼的必备部分，而且是周人保存上古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式。考古资料同样表明乐礼在三代早期国家政教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尧都关系密切的山西陶寺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的石磬、土鼓、鼍鼓等乐器配组，说明乐器早在国家产生前后已礼器化。偃师二里头遗址第六区三号墓的石磬与铜戚、玉钺等礼器同出，铜铃也大多出自中型墓，尽管彼时金石乐器还未组合使用，但是其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性质明显。殷墟及周边墓葬所出金石乐器组合多样表明商代乐器作为礼器与社会等级联系愈加密切。最高贵族级别商王使用多组编磬、编铙加鼍鼓的乐礼器配置，次等级的如小屯M5妇好墓用编铙与编磬组合，再次级为特磬与编铙组合，编铙单独使用又次之。此外，甲骨卜辞中多达数十种的乐器称谓以及以乐器、乐舞名用作祭名也表明文献所载商政“尚声”确非虚言。两周时期出土种类丰富、组合多样的金石乐器以及常见的“侃喜上下”“用处大政”“以敬盟祀”等乐器铭文皆表明乐礼已深入周代国家治理体系之腠理。所以，夏商周以乐资治的政治功用一脉相承。

二是以乐和政是夏商周共有政治理念。《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以乐协和一切关系是乐在三代政教中的一致诉求。《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乐歌舞奏于庙堂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神、人际关系的和谐共融。甲骨刻辞中“龢”字既指能调和众乐的编管乐器，又可用作祭名，说明神权政治下的商人将乐声之和与人神之和从理论上联系起来。殷周鼎革后，周人在继承商人相关乐理念的同时，更加注重用乐和谐世俗王权政治下的各种社会关系。《国语·周语》记载礼乐之道“媚于神而和于民”。周人以“和”“协”等字修饰青铜乐钟并附以“乃和且鸣”“和会百姓”等铭文，其初衷正如《礼记·乐记》所言，期望实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所以，夏商周以乐和合一切社会关系的政治理念一贯相沿。

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乐礼的演变在器不在道

夏商周乐礼的根本功能在于乐出治道，但乐礼的物质载体乐器在“形”与“声”两个方面因国家礼治需要则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演进特征。

三代乐器“形”方面的演进主要表现在金石乐器的种类、演奏方式和编列因三代封建礼制完善和音乐性能优化的需求而不断演变。以最具代表性的钟类乐礼器为例，自陶寺遗址出土铜铃始，夏商金属乐器一直以铜铃为主。最迟至商代晚期铜铃开始分化为装饰品和乐器两途，其中乐器功能逐渐被由铜铃改造而成的铜铙所取代，此后铜铙的乐礼器主体地位持续至周初，陕西宝鸡竹园沟[图1]伯各等墓地甬钟的面世则宣告周康昭之世前后产生了新的金属乐器。紧随甬钟之后，镈和钮钟也先后加入礼乐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三代钟类乐器。就演奏方式而言，商代以前铜铃用摇奏，商代晚期以后的铜铙以植奏为主，周代的甬钟、镈和钮钟皆用悬奏，不过前者为侧悬，后两者为直悬。就编列而言，早期铜铃鲜有成编使用迹象，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出土的铜铙大多三件成编，周代甬钟、镈、钮钟则经历了三件至十数件的不断扩编，或受周人“乐行八风”观念的影响，三种青铜钟在特定时期内都曾保持过八件一组的常制。所以三代青铜乐器名称、演奏方式、编组虽各有不同，但作为青铜文明在音乐领域的体现，其乐礼器的主体地位终三代未有动摇，在商代与爵觚酒器、在周代与鼎簋食器一并构成体现贵族等级身份的重要物质表征，而其本身合瓦形的基本特征贯穿商周钟类乐器发展之始终，由此形成先秦乐钟一钟双音的独特文化景观，这正是三代乐礼的物质载体乐器在夏商周时期既有演变又有共同礼乐特色的发展特点。

三代乐器“声”方面的演变主要表现在金石乐器的音阶因铸钟技术提高和音乐审美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周礼·大司乐》记载了周人祭祀之乐的声调律吕，“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祭祀之乐作为最重要的吉礼用乐，却没有五声之“商”。《礼记·乐记》记载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时亦提及“声淫及商”非《大武》之音。经学家由此提出“周乐戒商”，认为周人出于政治对立的考虑在朝廷乐礼中刻意避用“商”音，甚至有学者提出《诗经》中周诗各部也没有商调式。从考古出土的乐礼器实物来看，西周中晚期的编甬钟正、侧鼓音的确无法演奏商音，但如将钟类乐器的音阶演进上溯下延至商代晚期至春秋战国这一长时段，在只能演奏宫、角、徵、羽四音的周代甬钟形成之前，商代出土的从殷墟二期至殷墟四期的绝大部分编铙同样不能演奏商音，西周初期诸如[图1]伯各墓、长安普渡村长囟墓等出土的甬钟正鼓音只能演奏宫、角二声。钮钟进入乐礼体系之后，随着铸钟、调钟技术日渐精密，钟类乐器音阶由四声至五声、七声甚至如曾侯乙编钟十二个半音齐全，甬钟不能演奏商音也随之成为过去，故周代乐礼重器甬钟无法演奏商音只是上古乐礼的阶段性特征。可见，钟类乐器的音阶自晚商至战国乃逐步发展，并无断层式的“倒退”或“突变”，这背后一方面是青铜技术和乐理知识的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古人对乐礼音乐性能需求提升的结果。所以，夏商周乐礼器“声”的层面在易代之际也呈现连续性演进特征。

郁郁乎文哉：周代乃三代乐礼之集大成

周人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开放姿态对上古尤其是晚商乐礼进行了兼容并蓄的吸收，并根据礼治需要，对前代乐礼进行整合与改造，在乐制、乐仪、乐义三方面形成了蔚然大观的周代乐礼。

首先，周代乐礼在乐制方面沿袭了夏商以前以青铜乐器区分等级的这一传统，并在宗法封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等级制为核心的乐悬制度。《周礼·小胥》：“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自王至诸侯、大夫、士每一等级皆有与其社会身份相应的礼乐配置。尽管两周墓葬出土的乐悬组配与礼书记载的种类、编组、悬挂方式、社会等级匹配等方面有所不同，如关于士这一等级的礼乐配置，《周礼》认为其有特悬之制，而出土的三鼎或一鼎的士级别的大多数墓葬却无金石乐器随葬，表明士等级没有乐悬使用权，但是不同贵族的墓葬其乐礼器配置仍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化差异。以春秋时期为例，诸侯、卿、大夫三者之间的乐悬等级即以不同种类的乐器组合实现。如山东沂水莒国国君墓、河南叶县许灵公墓等春秋诸侯墓普遍随葬四种金石乐器组合且有建鼓相配。卿、大夫墓葬的乐礼器种类则随之等差式减少。所谓寓礼于器，礼之践履多以器为承载，层级化的乐礼器组配彰显了周代礼政合一体制下政治的等级性，也是周人对前代乐礼等级化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周代乐礼在乐仪方面沿袭了前代，并根据礼治需要构建了一套以五礼为依托的用乐仪式，成为周人体现亲亲尊尊观念和维护宗法封建等级制的重要形式。就乐仪内容而言，周人将黄帝以来历代之乐纳入乐礼体系，并对其进行了礼制化重构。《周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图2]》《大夏》《大濩》《大武》”，以上诸舞乐除《大武》为周人原创之外皆为前代所制，主要表现上古圣贤功业，周人对前代之舞“分乐而序之”，根据祭祀对象适配不同乐舞，尊者用前代之乐，卑者用后代之乐，使前代舞乐与周代祭祀体系相融合的同时也实现了周人尊卑有序的国家治理需要。就乐仪形式而言，周人在商代乐礼基础上根据宗法封建政治的需要，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依托，通过乐的参与与否和参与方式，构建了等级有差的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士大夫的一套乐礼仪式。以饮酒礼为例，纵向等级上天子、诸侯等各阶层饮酒礼所用乐器、乐诗、乐舞各有不同，如天子以宫悬、八佾奏《大夏》《大武》，而普通诸侯以轩悬、六佾奏《勺》《象》。横向内容上因不同典礼同一等级的饮酒礼所用乐、舞亦有不同，如诸侯级别的燕礼由于常燕和有事而燕之分，乐仪便有差别。同时，在这种纵、横差异中又以金奏、升歌、间歌、下管、合乐、兴舞六个具体仪程统合所有的祭、飨乐仪，最终形成礼乐相依的独特仪典。

最后，周代乐礼在乐义方面继续秉承历代所追求乐以和同的音乐政治理念，不仅为乐加入“德”的属性，而且将乐义提炼升华成具有原创价值的乐理论。其中，周人提出“德音”之说就是其不同于商代乐义的一大创举。在周人的礼乐体认中，音乐本身和谐是其应有之义，但基于乐治的乐还应当具备教化功能，所谓“乐以耀德”“德音不愆，以合神人”“以来远人”，随金石乐器演播的大多数雅诗、颂诗也正是在颂德这一政治需求下产生的。另一方面，周人对德音这一乐礼总义不断充实并丰富其理论内涵。自西周晚期的“和同之辨”开始，周人特别是东周诸子对乐礼的来源、特点、功能等进行了系统思考，最终形成《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原创性乐理论成果。所以，自乐义言，周代乐礼可谓集三代之大成。

总之，从音乐考古多重资料看，夏商周乐礼的演进并非“剧变”，三代乐文化的承继发展既前后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特别是周代乐礼是基于宗法封建制的国家治理需要继承发展前代乐礼而成。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从礼的“损益”角度总结夏商周早期国家政治文化关系，同样符合三代乐礼演进和上古文明互鉴的历史实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封建制与商周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2年08月15日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科普成果 | 诗歌咏流传：钱塘江诗路中的金华印记②

一、文化名楼篇

金华在古代称“婺州”，历史悠久，文化昌明，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又地处江南一带，山水秀丽，风光旖旎，从六朝以来就是山水名郡。

宋朝金华人夏明诚在《八咏楼赋序》中说：“余乡自古号佳山水，而双溪为之冠，溪上有楼，突然以沈隐侯八咏得名，学士大夫题诗满壁”。这溪上楼就是八咏楼，它位于古金华城南隅一临江高阜，处双溪交汇处，雄峙于石砌台基上，坐北朝南，楼高数丈，重檐楼阁，建筑峻雅，气势非凡，素有“东南第一名楼”的雅称。登楼远眺，南山连屏，双溪蜿蜒，尽收眼底。“双溪楼上凭栏时，潋滟泛金卮”（曾觌《朝中措•双溪楼上凭栏时》）、“分得双溪楼上景，四时住趣供吟”。（曹冠《临江仙•明远楼》）

八咏楼原名玄畅楼，建于南齐公元494年，距今已有1500余年。《太平御览》载：“金华县因山为城，南临溪水高阜上有楼，名曰玄畅楼，宋沈约造以吟咏于此处”。明代宋濂在《八咏楼诗纪序》中也说：“八咏楼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实昉于武康沈休文。齐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民清讼简，号称无事，既创楼名之曰玄畅，复为诗八咏，以写其山川景物之情”。当年沈约以吏部郎拜定朔将军贬为东阳郡太守，外补失意，遂登临作《登玄畅楼》《玄畅楼八咏》和组诗《八咏诗》。至唐代玄畅楼已改为八咏楼，这可从唐代几位诗人的创作中窥一二。崔融有《登东阳沈隐侯八咏楼》，崔颢有《题沈隐侯八咏楼》，此外孟浩然有诗“寄谢东阳守，何如八咏楼”。诗因楼生，楼以诗名，唐时对沈约《八咏》诗推崇备至，时称绝唱，就自然而然地称玄畅楼为“八咏楼”。沈约在金华虽只有二年，却“沆瀣一襟，风流八咏，秋入诗坛如许清”（李曾伯《沁园春•甲辰寿王总侍》）使玄畅楼名振江南。

图片源自于网络

至宋代李清照避难金华时，登八咏楼写下了《题八咏楼》诗歌，她以江山社稷安危为怀的胸襟一直影响着后人。南宋唐仲友、谢翱等诗人都曾慕名前来登临题咏，留下不少诗文名篇。

沈约当年每当案犊劳形之余暇，常登楼远眺，作诗《登玄畅楼》，诗曰：

《登玄畅楼》

南朝沈约

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

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

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

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

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

落晖映长浦，炴景烛中浔。

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

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这诗在齐梁山水诗中算得上是上乘之作。写景清新又自然流畅，善于捕捉景物的变化，使诗歌意境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楼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情小直露，婉然出之，情景相融。

时序物迁，景物常新，沈约在玄畅楼头目纵神驰，选择了八个不同场面，写下了《八咏诗》：“登楼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愍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吟完此诗，意犹未了，又以诗每句为题，扩写成八首长诗，诗无定句，句无足字，每篇长达230至250字。此诗脍炙人口，影响极大，被收入《玉台新咏》《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古诗纪》等著名诗歌选本。明代杨慎对《八咏诗》很推崇，他在《升庵诗话》里说：“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

在《八咏诗》这一组诗中，沈约心中情感是有变化的。前两首风格是工稳典丽，怨而不怒，托物自喻，含蓄地表达心中的哀愁。从第三首开始，感情逐渐激烈，抒发心中的不平。最后两首则直陈怨愤，状物拟人，却流露出归隐山林之意、心灰意冷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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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的诗歌赋予了玄畅楼诗歌的灵魂。沈约在后人诗中的形象也是常和八咏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宋周紫芝撰《次韵赵思诚沈彦述春日和答》中有诗句：“三千客里贤公子，八咏诗中瘦沈郎”。宋姜特立《和二首》其一：“八咏诗成沈隠侯，楼中风月尽兼收。三千题里无新语，七百年间有胜流”。

至唐时，八咏楼得与岳阳楼、滕王阁齐名，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江山胜迹，才人怀抱，一寄于此，饱含情感的优秀诗作一发而就。唐代的崔融、崔颢、严维等诗人皆纷至沓来，登楼凭栏远眺，讴吟赋咏。下面以崔颢为例。

《题沈隐侯八咏楼》

唐崔颢

梁日东阳守，为楼望越中。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江静闻山狖，川长数塞鸿。

登临白云晚，流恨此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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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登高望远，江山胜景如在眼前，由怀远而生怀归故土之思，继又由吊古念及自身而思奋起。全诗语气朗然，写景、吊古、怀人、言情浑然一体，全诗情景浑融，在苍茫古朴中，饶沉郁之气。

两宋之交，金华一度是李清照的避难之地。金华百姓热情周到地欢迎了只身飘零的诗人，使她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李清照第二次经过金华时寓居了三年。她充满爱国情怀，看到山河破碎，朝廷偏安一隅，想起家破人亡，寓居江南，她思绪万千，国愁、家愁、情愁都涌上心头，写下了《题八咏楼》《武陵春》《打马赋》等雄篇丽著。最著名的当数《题八咏楼》诗了：

《题八咏楼》

宋李清照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李清照面对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以其雄浑之笔，抒发亟望复国的“江山之愁”，写得回肠荡气。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横空而出，浑雄奇隽，吐属不凡，写尽八咏楼之轻灵潇洒，气势豪迈，一下就拓开了全诗的意境。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愁”要拖长读，给人感觉愁之深长，是全句之“眼”。像八咏楼这样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第三、四句对仗工稳，气势壮阔，以“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言婺州地位之重要和雄伟气势，极夸张形象地道出了八咏楼周围江山的形胜。这首诗距今已有八九百年，读来依然气势磅礴，撼动人心。

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谢翱在咸淳元年(1265年)游金华时，题咏《八咏楼怀古》诗一首：

《八咏楼怀古》

宋谢翱

江山此愁绝，寒角梦中吹。

飞鸟过帆影，游塵空戟枝。

水交明月动，槎洑故洲移。

已薄齐梁士，犹吟沈约诗。

谢翱登临八咏楼这一年才十六岁，却心忧天下，为大好河山发愁，触目所及，都是一派凄凉的亡国之象。他凭栏环顾，江山依然笼罩在刁斗寒角的战争硝烟里，空旷的原野上杳无人迹。还有什么比将要国亡家破的痛苦更沉重、更深切的呢？谢翱感到以往的所有贤哲倾泻在八咏楼的情感都包容不下他此时的忧国之思，所以，诗的结尾才有“已薄齐梁士，犹吟沈约诗”沉痛无比的感叹。“吹”“枝”“移”和“诗”属支韵，风格奇崛高古，沉郁悲凉。

自古以来，所有的汉诗文都是吟诵的，今天我们只有按照汉诗文本来的读法去吟诵着读，才能充分地传达出八咏楼诗歌本来的含意，才能达到传承婺州文化的目的。

二、灵山秀水篇

金华，古称“婺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文人辈出。作为浙江的“诗心”,隐藏在浙中美丽的山水之间，是“钱塘江诗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古人云：有水必有路，有路必有诗，有诗必有景。婺之美景让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从地图上看，金华地处金衢盆地东段，为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是金华地貌的基本特征。市境的东、东北有大盘山、会稽山，南属仙霞岭，北、西北接龙门山及千里岗山脉。其间兰江、金华江、东阳江作为三大主干河流，横贯西东，一体成轴。北连富春江，西接衢江，东纳南江，南接武义江，处于钱塘江诗路的上源，是金华诗路中极富山水特色的区段。水流充沛，水运发达，商业兴盛，风景如画，是历代诗人向往的地方，成为了山水八咏格律诗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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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朝齐永明年间，流离金华的刘孝标，就以抒情诗般的笔墨，在《东阳金华山栖志》中描摹金华山“群峰叠起，回溪流映”的美景，是早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品。南朝金华太守沈约的“八咏诗”，与同时期的温州谢灵运一起，开“山水诗”之先河。金华的山水诗一路传承发展，出现了许多代表人物和流芳百世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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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咏鹅”：

《咏鹅》

唐骆宾王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骆宾王（约638—684），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唐代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这首诗相传是骆宾王在七岁时写的，是一首咏物诗。这首千古流传的诗歌，以清新的语言，抓住事物的特征，描写得非常真切传神。前两句诗，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简单的略加勾勒，鹅的鲜明形象就脱颖而出；后两句诗，动静相生，写出了一种变化美。整首诗散发着天然淳朴的清香,经世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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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张志和首创了“渔歌体”：

《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

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古代文献中叙述的“歌诗”“声诗”“乐诗”“涉乐诗”“歌行体”等都是诗与乐的融合。

“诗乐”是华夏民族语言与音乐融合的一种传统艺术，是古代诗词传承的重要形式。《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十二个字，讲的就是“诗乐”。

张志和，字子同，初名龟龄，号玄真子。祁门县灯塔乡张村庇人，祖籍浙江金华，是唐代最早填词并有较大影响的词人之一。他的《渔父词》源于吴地吴歌中的渔歌，他的这首《渔歌子》又名《渔父》《渔父乐》《渔夫辞》，原唐教坊曲名，后来人们根据它填词，又成为词牌名。这是一首抒情诗，更是一幅山水画。作品整体色彩鲜明，意境优美，词中生动地描写了江南水乡的山水风光，塑造了从容自适的渔人形象，很有艺术魅力，因此广为传诵。晚唐释德成所做《渔父拨棹子》，吕洞宾亦所做《渔父》词十八首，此后的和凝、欧阳炯、李珣、李煜所作《渔父》，均受张志和《渔父》词的影响。张志和的《渔父词》问世仅七年时间就传到了日本，嵯峨天皇读后备加赞赏，亲自在贺茂神社开宴赋诗，并与张继的《枫桥夜泊》一起列入日本的教科书，可见对后世的词人影响之大。

张志和的《渔父词》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填词历史和以后词人的风格曲调，吴越一带的地方戏曲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同时对海外汉诗人的影响更大，直接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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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棹歌》

唐戴叔伦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戴叔伦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五月至次年春曾任东阳（今属浙江）令，兰溪（又称兰江，是富春江的上游支流）在东阳附近，这首诗大约是他在这段期间所创作的。《兰溪棹歌》出自《全唐诗》。此诗描写了春夜兰溪江边的山水美景和渔民的欢乐心情。全诗四句，前两句是写月光下的月、树、河湾和倒映在水中的山，诗句写得纤丽、秀气；后两句给人的感觉则全然不同，像是引用了民间流传的物候语，朗朗上口，朴实无华，又令人置信地叙述一个事实：春雨一下，兰溪江的鱼就多起来了。前后诗句文笔虽然不同，却协调地组合了一幅春江月夜图。

这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全诗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及渔家的欢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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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识：溪上群峰列，松间一径微，林深行不尽，云懒坐忘归，心斋先生属，宾虹写。）

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课题编号：20KPW26M

课题名称：诗路浙江背景下诗乐融合与传承的研究——以钱塘江诗路金华地区为例

负责人姓名：郭琳

工作单位：金华教育学院

日照开发区实验小学举行第十七届太阳鸟读书节系列活动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高尚。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目定为世界读书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学校智慧教育品牌，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激发师生读书的兴趣与热情，让每位师生都亲近书本，喜爱读书，学会读书，提升师生综合素养，2019年4月，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第十七届太阳鸟读书节系列活动拉开了帷幕。

本届太阳鸟读书节分“春之语乐诗展演”“春之语诗签制作比赛”“青年教师读书论坛活动”“第三届‘淘书乐活动’”等四个板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让师生尽情享受饕餮盛宴。

“春之语乐诗展演”由诗教优秀班级排练关于春天乐诗的节目，通过吟诵、舞蹈、歌唱等形式，把优美的古诗词变成飞扬的舞姿、跃动的音符与灵动的画面，展现了诗词的文字美、意境美、画面美、情感美，堪称校园内的“经典咏流传”。

“花发诗语叶轻吟，诗乐盈园汇智馨。经典徜徉德立世，心牵家校润诗魂。”“春之语诗签制作比赛”让每一个生命都徜徉在经典诗词里，诗意而高贵地拔节。活动重在全员参与，全校各班级积极动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老师、家长、学生一起努力，制作的春之语诗签百花齐放、千姿百态。每个班级精心设计一种诗签，让孩子们把喜欢的描写春天的诗词，以诗配画的形式进行誊抄与装饰。多彩的诗签与展览方式各具特色——葫芦、团扇、扇面、纸盘、贝壳，绿叶、花朵、果实、动物，或悬挂，或张贴，走廊变成了诗意长廊、春之画卷。春之语主题诗会重在教会孩子们借鉴与积累，不仅背诵理解自己整理的诗词，还能主动学习背诵同学推荐的优美诗作，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4月19日下午，所有班级在操场举行了“淘书乐”活动。孩子们在班主任与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铺地毯、摆书籍，各具创意的淘书吧广告、好书推介，展示了孩子们的设计与组织能力。各种诗词、儿童小说、优秀散文、优美童话让操场成了书的海洋。孩子们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书海中，陶醉在醉人的书香下，分享好书，共享知识。

与经典为友，做智慧少年；与博览同行，为人生奠基。第十七届太阳鸟读书节系列活动，激发了师生读书热情，使师生养成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的习惯，更新知识，发展智力，开阔视野，为终生学习发展奠基。活动也推进了书香班级、书香校园、智慧教育品牌建设，展示了学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成果。

[编辑:张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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